Gopnik,曾经单纯指整天蹲地上啃葵花籽、喝伏特加的无业青年,如今已是一种亚文化现象。 gopnik的重要标志就是三叶草,这是怎么来的呢?
Gopnik,曾经单纯指整天蹲地上啃葵花籽、喝伏特加的无业青年,如今已是一种亚文化现象。女性则用Gopnitsa来指代(图上这位很明显是位伪·Gopnitsa)。关于俄罗斯街头青年对阿迪达斯的热爱,单纯网络梗图就能随便搜一大堆:恶搞《X档案》:“快看,柳德米拉,有UFO!”Adidas,俄罗斯街头青年的图腾。甚至连“爱驹”也给涂上三道杠和三叶草。所以关于这个现象也不用多做说明了,大家肯定比我更加清楚。但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三叶草”这么受Gopnik们的推崇?Well,这故事远比你所预料的要长——
起源:达斯勒兄弟的反目成仇
黑措根奥拉赫,一个毗邻纽伦堡、以手工纺织品闻名的小镇。阿道夫·达斯勒1918年,绰号“Adi”的阿道夫·达斯勒退伍还乡,却发现老家变得一片萧条,到处是找不到工作的人和已经倒闭的作坊,连家族运营了几代的染料和洗衣店也维持不下去。迫于无奈,阿道夫只好去一家制作女式毛毡拖鞋的工厂谋生,而哥哥鲁道夫·达斯勒则去铁匠铺学艺。到1922年,熟悉了制鞋技艺的阿道夫决定自己当老板,与此同时小小的黑措根奥拉赫已有了112名鞋匠(当地人口才3500人)。为不陷入恶性竞争,阿道夫选择制作田径运动鞋:他把娘家的厨房改成工作间,再由哥哥在后院开炉锻造鞋钉。“达斯勒兄弟制鞋厂”商标两兄弟在老家和纽伦堡间不停来回,业务积少成多,后来再设计出用胶底凸面代替金属钉的运动鞋,并靠着这个蓄够钱开了家像模像样的“达斯勒兄弟制鞋厂”。1933年,两兄弟决定加入纳粹党,目的是争取对方旗下各“运动俱乐部”的订单(纳粹党早期的暴力团体都打着运动协会一类的注册信息)。1936年,柏林奥运会的美国参赛选手杰西·欧文斯穿着阿道夫设计的跑鞋夺冠,自此之后达斯勒出品成为了德国体育界的指定鞋具供应商。山岳猎兵所使用的的M37短靴,达斯勒鞋厂在战时有进行过生产。待二战爆发后,两兄弟转而为国防军生产鞋具,战争末期又给“人民冲锋队”生产反坦克武器。要不是阿道夫的妻子在美军面前不停强调“这是一家制鞋厂,不是兵工厂”,三叶草的历史很可能就在纳粹投降的那一年画上句号。1948年,鲁道夫率先从母公司分离出Puma,然后1949年阿道夫再自己注册Adidas商标。按照TVB剧集的逻辑,挨了几年轰炸又差点被美军拆除的“达斯勒兄弟鞋厂”该在战后迎来大团圆结局了,偏偏上演的却是《溏心风暴》现实版:1947年,两兄弟在企业重组和资产分配的问题上反目成仇,哥哥索性自立门户注册了后来改名“Puma”的Ruda鞋业(取自Rudolf Dassler),而弟弟则把公司名改成“Adidas”(结合自己小名“Adi”加姓氏前三字母)。这场对立将持续至今。新“蓝海”——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达斯勒家族分裂后,黑措根奥拉赫得到了“弯脖镇”的绰号——这里的乡亲会互相低头注意彼此的鞋子,看看穿的是两兄弟中哪一家的产品。连维修工上门服务的时候也会事先低头看看,免得“穿着阿道夫的鞋子被鲁道夫轰出门”。反目成仇的两兄弟,鲁道夫(左)与阿道夫。事实证明鲁道夫拥有比弟弟更好的人脉及推广渠道:1948年西德战后首次举行足球联赛,各球员拿到的都是Puma;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卢森堡选手若西·巴特尔夺得1500米赛金牌,穿的就是Puma;1960年罗马奥运会,Puma挤走Adidas包下西德代表队的全数鞋具……好歹也曾经是德国第一的运动鞋牌子,无奈锋头全被Puma这个“新秀”抢光了。当Adidas陷入焦头烂额之际,来自华约国家的订单竟发到了桌面上。埃米尔·扎托佩克及他夺冠时所穿着的Adidas跑鞋。复刻版。原来同样是1952年奥运会的时候,Adidas的代表试图说服各国选手未果,只好抱着尝试的心态走到了奥运村的另一侧——社会主义阵营选手寝区。恰好在各位欣然接过“免费跑鞋”的东欧运动员中,出了一位即将迎来其人生首次马拉松比赛金牌的捷克斯洛伐克选手,埃米尔·扎托佩克。事实上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有着成熟的胶底鞋生产工业,但是在设计和舒适性上跟Adidas不是同一层次。图为该国1970年代公发的军用作训鞋。扎托佩克的胜利肯定与“资本主义国商品”无关,但捷克斯洛伐克的体育部门听从了前者的反馈,肯定了阿迪达斯跑鞋的功能性和实用性。何况,假如西方国家选手全都能穿这么杰出的鞋子训练和参赛,那代表人民为国家争光东欧健儿怎么能落后于人?就算位于巴拉迪斯拉发的国营制鞋厂造不出同等质量的鞋子,大不了还可以直接买啊,反正捷克人的实用主义立场决定了选择。来自铁幕彼端的订单给了Adidas启示。在1960年代初,他们亲自联系了东德的体育官员,还带了样品和质检报告上门。不久后,北至罗斯托克港,南至卡尔-马克思城(如今叫开姆尼茨),电视机前的观众都看到了东德运动员穿三道杠运动服参加欧洲田径竞标赛的画面。东德田径选手Jürgen Hasse(中)。1970年代的东德足球队制服。Puma当然不会无视Adidas的“东进”策略。1966年,该公司主动接近东德长跑选手于尔根·哈塞,承诺为其提供全套个人体育用品及给予美元奖励。在场得知此事的Adidas代表大发雷霆,当面向东德教练和随同官员抗议,并威胁公开“东德体育界接受Puma贿赂”的“丑闻”。不管怎样,三叶草的东欧订单还是越来越多,到1970年代即霸占维斯瓦河以西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体育赛事(除了南斯拉夫,在那里Puma还是想方设法拿到一半市场)——不只是鞋,田径服、运动裤、篮球衫、应有尽有。连东柏林的中学生都学会了在同学的面前夸耀:“瞧,阿迪达斯的跑步裤,我家波恩亲戚买过来的。”到1980年代,阿迪达斯牢牢占据华约国家的体育界。从莫斯科奥运会开始,苏联从少数部门单独采购变成了统一使用阿迪达斯。1979年,莫斯科奥运会前夕,苏联国家体育教育委员会把代表队队服的设计要求发给了Adidas。一年后,身穿带三叶草标徽外套、脚套三道杠斜纹跑鞋的苏联运动员站到颁奖台上,胸前的奖牌闪烁光芒,《牢不可破的联盟》奏响,全苏联的年轻人都记住了这个来自西德的运动品牌。一名穿三叶草的苏联年轻人,列宁格勒,1986年。因轻便、利于行动而且不像作战靴那样容易发出响声,在阿富汗的侦察分队都喜欢穿三叶草或莫斯科。整个八十年代,Adidas在苏联不再单纯是运动用着装,它变成了潮流,变成了实力象征,变成了一种亚文化图腾。喜欢它的人很喜欢,讨厌它的人又极度讨厌。几乎每一个热爱地下文化的苏联青年都愿意为了得到一双正版的“三道杠”而散尽钱财;在阿富汗战场执行任务的苏军特种兵也更喜欢穿Adidas而非作战靴;“莫斯科”牌运动鞋照着Adidas的鞋型进行仿制,希望能满足那些想要“三道杠”却付不起原价的消费者;连在街边一起跳绳小姑娘也传颂着这么一句俏皮话:“今天穿阿迪,明天去卖国。”“Тот, кто носит Адидас, завтра Родину продаст!”(用俄语读会非常押韵)